李登辉的同代人──九位小说家笔下的亚细亚孤儿(上)

认识殖民创伤

李登辉在日本的一篇专访,使得日治时期台湾人身份认同的问题,再次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,整整延烧了一週。能这样延烧,意味着日本殖民带来的创伤仍有余痛未解。由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70年间,并未对台湾人的殖民伤痕投注足够的注意,反而一意压制、忽视。然而,伤口并不会因为被掩盖而自动消失,只会在暗处继续化脓,遭遇压力就漫漶而出。无论是对李登辉这番言论的狂热反对还是狂热支持,都是被殖民者的症候群。

而在疗伤之前,我们首先得认识到伤口的存在和性质: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人,到底活在什幺样的处境里?又到底认为自己是谁?

与其我们这些后人在这里争论半天,不如实际读读看李登辉的同代人到底是怎幺想的。而从当时的小说开始认识这些问题,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虽然小说都是虚构的故事,不像历史材料一样能够核实人事时地物,但小说能够精準传达「在特定处境下,角色的感受」,让我们立刻进入遥远时空下的氛围和情感。而「认同」本来就是一个fu的问题,本质上和谈恋爱没有什幺两样──你无法用任何理性的理论,去证明「我是OO人」和「我是XX人」哪一个比较正确,但你心底的fu却会真真切切影响你的所有决定。

李登辉的同代人──九位小说家笔下的亚细亚孤儿(上)

懒人包:吴浊流《亚细亚的孤儿》

如果你只有时间读一本书,那当然首推吴浊流《亚细亚的孤儿》。说实在的,从70年后的眼光看来,这部小说写得并不算好。结构鬆散,剧情转折缺乏酝酿,基本上就是看着主角胡太明到处跑来跑去、抒发几句感想,然后突然就进入结局了。但这本书最值得一读之处,就在于它是最完整的「日治时期懒人包」:你几乎可以在这本书里面,读到日治时期台湾人面对的所有压迫与机会。你会同时看到日本人的建设和日本人的邪恶,台湾人的坚韧与台湾人的愚昧。(所以你知道为什幺会结构鬆散了──因为作者什幺都想写一下)小说家笔下的主角胡太明并没有什幺太深刻的刻画(你看他择偶的段落就知道了,爱情的起伏之随便的),但有一个特徵倒是从头到尾一贯的:胡太明想要当一个诚实的、不矛盾的人──换句话说,他想要「做自己」。

小说最有力量的段落,都是发生在他想要「做自己」,却往往迫于现实时候。比如胡太明年轻时到国民学校教书,分明看见了日本人和台湾人之间的差别待遇,却必须装作若无其事;比如后来赴日本留学,却必须假装自己不是台湾人,避免生活上的麻烦;比如在中国就业时,竟然因为自己被「告密」是台湾人,就被逮捕拘留。胡太明这个角色透露出来的荒谬是,台湾人想要「做自己」竟是那幺地困难,你努力想要顺应日本的殖民体制会被日本人歧视,你努力想要为中国尽一份心力但始终被当成间谍。要你出力的时候,每一个国家都说你应该为它献出生命;但当你真心想要加入他们的时候,每一个国家都说你不够格。台湾人最深的悲剧,就是随时随地要假装自己不是自己,随着他人的意志而被扭曲。此即小说脍炙人口的书名「亚细亚的孤儿」的深义。

李登辉的同代人──九位小说家笔下的亚细亚孤儿(上)

作为殖民地是怎幺回事

但如果你希望更细緻地了解日治时代的情况,则可以把吴浊流《亚细亚的孤儿》当作一本「目录」,从它每个章节所描述的议题里,去延伸阅读更深刻的作品。以下我从中延伸介绍八篇小说,开头的四篇正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殖民地社会的样貌。

在《亚细亚的孤儿》的一开始,年幼的胡太明被爷爷带去托给「云梯书院」,一所由清代秀才主持的私塾。随着故事进行,这样私塾陆续收掉,胡太明也转入国民学校就学。这个段落写的其实正是台湾人的知识体系,从中国的传统汉学转型为日本引入的现代学术体系。在这个主题上,小说仅稍微带过一些感叹,并未深入描写这些旧文人面对新时代的处境。对此,我推荐杨守愚〈开学的头一天〉,它写的正是在这种转型期当中,私塾先生完全招不到学生的窘境。杨守愚的笔调讽刺中带有哀伤,这种尖锐的幽默感让他的小说更添层次。他写了命名为「碰壁」的一系列小说,包括〈就试试文学家生活的味道吧〉、〈梦〉、〈啊!稿费〉和〈退学的狂潮〉等作,都把这种旧文人努力求生、却在新的教育文化体系里面适应不良的情形,写得又好笑又令人不忍。

而当胡太明从师範学校毕业,进入国民学校当老师之后,感受到日台之间强烈的差别待遇。要谈这个主题,绝对不能错过龙瑛宗的名篇〈植有木瓜树的小镇〉。在这篇小说里,同样进入日本公务体系的台湾青年陈有三努力上进,最终却发现,不管怎幺努力都无法突破日本人的歧视,晋升到与自己的能力相符的职位。在长久生活的消磨下,终于转向逸乐,彻底丧失了积极的意志。小说中的名句,写出了殖民地绝望的气氛,以及这种气氛对台湾人精神上的斲伤:「陈有三不再给家里汇钱,一直把理性和感情沈溺于酒中,而在那种生活里,感到涌上来一脉脉陌生的阴郁的欢乐。他放弃自尊、知识、向上和反省,而发现紧抱住露骨的本能、徐徐下沈的颓废之身,有极为合适的黄昏荒野存在着。」

李登辉的同代人──九位小说家笔下的亚细亚孤儿(上)

还记得《亚细亚的孤儿》里,两个烦人的食客阿三、阿四,一直叫留学归来的胡太明去当警察吗?是的,在日治时代,警察就是台湾人日常生活中权力最大的人,当然也是大多数恶梦的来源。日治时代以警察为主题的小说多不胜数,我最推荐的是赖和的〈不如意的过年〉。这篇小说堪称高级酸民,绝对有ptt推爆的实力,其中写到警察「查大人」莫名烦躁,随意找民众麻烦出气的时候,竟有这样的说词:「他心头的蕴怒,恰似着火的乾茅,再泼上挥发油〔日语,汽油〕一样,蓬勃地燃烧起来,幸喜有驯良的人民,可以消费他由怒火所发生的热力,不至把查大人自己烘成木乃伊。这可以说是社会的幸福,始得留着这样勤敏能干的行政官。」小说的中段以后,查大人为了过年时收到的贿款过少而更加焦躁,终究只能找一个小孩出气的结尾,更是令人感受到讥刺的力道。

李登辉的同代人──九位小说家笔下的亚细亚孤儿(上)

说到收贿,《亚细亚的孤儿》也有一个段落,写战争时期,日本人稽查员藉职务之便找米店老闆的麻烦,最后敲诈了财物才放过老闆一马。这个故事更丰厚的版本,可以读杨逵的〈鹅妈妈要出嫁〉,这篇小说也透过日本医生敲诈台湾人经营的花店,戳破了日本人口口声声说的「共荣」和「平等」之虚伪。

我到底是谁?

而就在上述的社会处境下,台湾人也不断思考「我到底是谁?」的问题。

在《亚细亚的孤儿》的中段,胡太明赴日留学的前后,他和身旁的人最挂心的就是婚姻问题。但吴浊流对此没有太多描写,事实上「结婚」和「留学」也是当时台湾年轻人很困扰的两个生涯议题,传统汉人的风俗要求早婚,但现代青年们觉得那是落后的做法,希望趁年轻的时光追求理想。巫永福〈首与体〉就透过一名台湾留学生,挣扎到底要继续滞留在日本,还是接受父母的召唤回台湾结婚的故事,写出受过日本现代教育薰陶的台湾新知识份子的两难。父母的媒妁结婚,无疑是旧世代的思维,主角不能接受,但故乡的人情风土却又让人感到亲切;日本的新颖的现代社会让主角深深钦慕,但那又分明不是自己的社会,总觉得格格不入。新一代的台湾人到底要何去何从?

但就像胡太明的哥哥胡志刚一样,台湾也有一心投入皇民化运动,全心认同自己是日本人的人。周金波的〈乡愁〉就是一个很深刻的例子。他年轻时写过〈水癌〉和〈志愿兵〉两篇小说,全力鼓吹皇民化运动的必要性,但到了〈乡愁〉,他却陷入了跟巫永福的角色很类似的困惑里。当小说中受日本教育长大的台湾人回到家乡,却觉得无法融入家乡、甚至害怕家乡的人事物时,顿时陷入了惶惑。在小说的结尾,他透过象徵性的笔法表达了这种惶惑:「我必须自己一个人回去旅馆,但是要走那一条路,在那里有路,在这个未知的土地上我完全不知道,想露宿也没有草蓆。⋯⋯已经回不去了,实在是漫长的黑暗路,迷路啊!」表面上说的是回旅馆,事实上说的是精神上已无处可以「回去」。即使是衷心相信皇民化可以为台湾人带来更好的生活的周金波,也面临了这样的挣扎,这正是殖民创伤的典型癥候──无论反抗或顺服,被殖民都会受到伤害。

而有趣的是,当1990年代,台湾文学研究者举办了当时还很罕见的台湾文学研讨会,讨论日治时代文学作品时,曾经邀请旅居日本多年的周金波回台与会。当时,学者们出于对被殖民者的同情,多半将周金波的作品诠释成「言不由衷、是不得已才参与皇民化运动」。但年事已高的老先生听完整场,站起来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:「从以前到现在,我从未怀疑过自己是日本人。」这句话带给与会学者非常大的震撼,使得许多学者回头去反省,我们对于时人的「平反」是否过于一厢情愿?即便受到殖民的伤害,人仍然可能认同殖民者的政权,我们不应该将「伤害」和「认同」视为互斥选项,只谈论其中一边。两边并存,或许才是历史的真实。